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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看了徐童的第二部纪录片回来的路上，我开始头疼。《算命》片长3个小时，徐童不时在黑暗里走来走去，这一次再见到他，他的头发有一半变白了。头发白了一半的徐童在门口贴《算命》的海报，海报上突兀地放着片子里石珍珠和厉百程的一个生活截面，四周背景是一片猩红色。红色的柜子。红色的桌子。红色的旧海报。这对我不是个轻松的开场。
一周前去听伟棠的诗会，那次并不愉快。诗人和听众之间，在情感上就不是对位的。伟棠后期那些冷厉的有力的，怀着最大克制的悲悯面对这个国家时所作的诗，在那个场合里被不断消解，无人触摸。年轻的男女窃窃私语，他们并不在乎一个读诗的场合需要保持多大程度的寂静和神圣。这些所谓文艺青年聚集的场合，他们嘴里千篇一律对所有事情不屑一顾的轻佻和脏话，千篇一律的长裙和布衣，千篇一律的神秘和羞涩。所有的一切都没有生气。那里不存在青年。
《算命》放映结束，虽然我有很多问题想问徐童，但还是匆匆离开了那个黑漆漆的屋子。白掉头发的徐童，猩红色的《算命》，它们给我的反作用力太强，那片黑漆漆的屋子里面，不仅仅需要被带着同一个标签下的观众，它还需要更多真实的人，有力稳重的中年人，黑发人白发人，所有寄居在这个国家的人，来镇住这股力。但是没有，我头痛的要吐了。
我花了很久在街上游荡，试图和我的头发谈谈。它们是否疯长的太快，迫不及待等着变得更短了？
